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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刘德贡

人民需要免予恐惧的自由和自强理性的自主,各民族各地区应当紧密联邦自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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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主流,还防同化,崇尚自然,讲究环保,追求真实,向往自由,明理怀德,另类少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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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逻辑思维的五大缺陷【转】  

2017-05-31 16:04:44|  分类: 杰作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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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芦笛2006-11-29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中国人的缺陷:兼评卢笛之《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文)雾满拦江
 
  网络上有篇卢笛先生的文章,《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文中罗列了有关国人最易遭遇的五大困扰:
  一是概念不清、二是不证而论、三是乱用类比推理、四是以经典作为论据、五是以偏盖全。
  以上五点,卢笛先生有论有证,翔实仔细,是花费了功夫的。此处不作引述,单说这五个思维缺陷,也是我们经常提及的,确实是我们常遇的情形。老雾也偶尔写几句有关批判性思维的文字,其指向也是这五点。如果中国人普遍没有这五个毛病,那一定是好极了,中国差不多就可以是智慧国,君子家、伊甸园,人间天堂了。
  但——如果我们偏转一下思维,问一声:美国人就概念清楚吗?是少数人清楚还是大多数人清楚?瑞典人就证而后再论吗?如果他们每天证来论去,不累吗?英国人从来不乱用类比推理吗?德国人从不用经典作论据吗?日本人就不以偏盖全吗?那他们拿什么盖全?
  这样抬杠一气,并不是否认这几点缺陷在国人身上的体现,而是想说明,这些问题是普通庸众的共同特点,概念清晰条理简捷思维明确论据翔实逻辑严瑾,那是少数公知的活儿,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能够进阶到这个层次固然是好,但保持质朴的原始思维,才是地球人的常态。
  ——简言之,这些问题对是对,但你永远也无法改变。因为这些只不过是表象,甚至有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你可以改变一两个人,但你永远也无法改变群体。群体的规律永恒遵循智慧资源的分布状态,其形状如一只橄榄球,两头尖尖肚腹大。拥有明晰思维的智慧者是少数,脑壳锈死智力愚钝者也是少数,绝大多数居于中间,说精不精,说傻不傻,就是这么别别扭扭委委屈屈的生存着。
  启迪民智的工作永远也不应该终止,所以教育很重要,很重要。期待一个民族的智力能够集体上升,这是万古不易的文明之路。
  但,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影响最根本、最彻底的,还在于——制度。
  制度不过是社会人的游戏规则,你按什么规则来玩这个游戏,你就得到什么结果。
  ——还记得东德和西德吗?一样的人种,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教育背景一样的思维模式一样的习惯爱好一样的衣装打扮,但只是由于制度不同,一墙之隔,墙那边享受着权利自由发展,墙这边却是饥苦的民众甘冒生死之险翻越柏林墙。
  ——再来看朝鲜和南韩,同一个民族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同一个努力同一个思密达,但结果竟是如此之不同。原因是什么?仍然是制度,制度把相同的人,塑造成不同的结局,个体的人在这个庞大的社会游戏中,是无能为力的。
  曾有人说,制度是人创立的,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地地道道的放狗屁!东德西德的反证不够吗?朝鲜南韩的反例不够吗?同一个民族两种制度,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何曾轮到过个体自行选择?
  无论是好的制度,还是坏的制度,总有一个开端。只要这个开端打开,一切就极难逆转。所以个体的人,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变制度的不合理,代价深重收效极微,更多时候沦为悲哀的血祭。鲁迅先生的《药》中,那些吃人血馒头的民众,就是这个规律的场景演绎。
  关于制度之顽固性,有兴趣的不妨读读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故事的开头模仿希特勒之德国崛起,美好的银河共和国只因为不肯接受人性的污渍,任由军人强力推行道德运动,而一旦这个有惩罚权的暴力中心形成,就会渐渐扩大其打击面,最终,当初投票支持打击异已的人,惊恐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异已,欲待清醒为时已迟——说过了,制度之巨轮,一旦启动极难逆转,于是银河帝国时代到来了。暗黑之君粉墨登场,从此银河暗无天日——最悲惨的是,当始作俑者的独裁者死去,人们以为看到了希望与生机,但这微渺的幻觉很快破灭了,庞大的专制制度之轮继续在高速运转,严格遵循其残忍的客观规律。
  有关这个制度的启动原理,姜文先生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台词,形象的刻画出了这个本质性规律:
   谁赢,他们帮谁!
  这句台词集人类智慧之精华——群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可抗拒的,但又是茫然的、无定向的。安全的考量导致他们总是挑选看似赢家的队伍里站,而一旦他们站过去,他们的预判那怕错得再离谱,也会瞬息间成为不可能的现实。
  野心家就是巧妙的操纵群体力量,导致了社会崩塌,从原本马马虎虎还能对付的时态,进入到了希望彻底沦丧的权力深渊。在田中芳树先生的《银河英雄传说》中,这个规律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姜文先生的电影中,这个规律同样得以体现,只不过是向着人们期望的方向而行。
   而在当今中国,这个角力现象每天都在上演。详情不必赘述,我们只探究这其中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所谓人性,是人在应对环境时的博弈性选择,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体现出什么样的人性。
  如果一个民族集体表现出概念不清不证而论乱用类比推理以经典作为论据及以偏盖全等痼疾,那只是他们在与制度博弈时最明智的选择。一旦新的希望出现曙光,这种悲哀的选择就会被摒弃。
  最后这句话,正是我们的努力与期待。

中式逻辑思维的五大缺陷

学习啦【逻辑思维】编辑:佳玲    发布时间:2016-10-20

        

  逻辑思维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是行政决策科学化进程中必备工具之一,掌握逻辑思维方法对于避免行政决策失误、促进行政决策科学化、重塑现代理性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介绍的中国逻辑思维的五大缺陷,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与非集合概念相对的,反映由同类分子有机构成的集合体的概念。如:“中国共产党”、“森林”。在某一思维对象领域,思维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结合构成的集合体,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对象组成的类。对象集合体与对象类的根本区别是: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不必然具有;对象类具有的性质,组成类的个别对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分别是对思维对象集合体、对象类的反映。集合体的根本特征,决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如中国共产党是由千万个中共党员构成的集体,概念“中国共产党”只反映党的整体,不能说个别党员是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

  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 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情况,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健康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等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象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 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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