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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刘德贡

人民需要免予恐惧的自由和自强理性的自主,各民族各地区应当紧密联邦自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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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主流,还防同化,崇尚自然,讲究环保,追求真实,向往自由,明理怀德,另类少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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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之七:童年记忆(2)  

2008-03-07 09:54:56|  分类: 自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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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天,是我该发蒙读书的时侯了,队上高年级的学生主动来叫我去上学,我记得我父母并没有预先作何安排,只是被叫到时表示同意而已。我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异常兴奋,第一件事就是到一个旧书桌里去找钱交那一元钱的学费,我翻遍了都没能找到一角钱人民币,只是发现一些不能流通的古币(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我父亲答应等有钱了就会给我交上,我将信将疑地与我姐跟着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走入了学校。

学校离家只有一公里路,但都是在田间七拐八弯的泥土小路,一天要来回两趟,遇天下雨则有可能带上中午的饭,傍晚才回家。说起带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因为有两个老师长期在学校做饭吃,学校小厨房有一口烧水的鼎,基本都有热水在里面。一天我带了饭就把饭杯(大大的瓷杯,带盖子)预先放在鼎里,想着中午可能还有热。哪知中午还没等我赶到,一位姓刘的老师就把这鼎从索钩上取下放到地上,挂上别的鼎做他们的饭。因为鼎是尖底的,放到地上肯定倾斜,等我打开盖一看,饭杯倒在鼎里,与水同眠了。没办法,我索性将饭在鼎里煮成稀饭。由于鼎长期没洗,水垢很重,煮出来的稀饭很黄,很难吃。就在我艰难地吃着那黄色的稀饭时,刘老师走来一看,取笑我说“你这是在吃猪食呀?”。我气得咬牙,在下午放学之前,用一张大纸在厨房门上写上“布告:有人把我的饭倒在鼎里,弄得我吃了脏饭,还取笑我吃的是猪食。特宣布对该人实行劳动改造两年。此布。”(那时写大字报是很流行的),然后才放学回家。第二天,刘老师找到我们班主任,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但我不服气,一言不发,以沉黙抵抗。没几天,这事被传遍了村里,我走在放学的路上,都有人冲我说:“你真有本事,还可对老师实行‘劳动改造’?人小鬼大呀!”,那当然是奚落的口气。我则回敬:下次谁还要弄脏我的饭,我叫他劳改十年!这可说是我读小学时的一个小污点。

我读小学时各科成绩都在前三名之内,算术成绩是最好的,但字写得很了草,经常遭老师点名批评。那时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一下课就往乒乓球室跑,抢位置,体育课也喜欢。那时中午要求在课桌上午睡,谁不认真就要受惩罚,惩罚的方式有:打扫卫生和给学校的鱼塘打鱼草。学校养鱼是勤工俭学的内容之一,鱼塘在离学校约一公里的山冲里,那里很少人去,显得很阴森的,被罚打鱼草是要在下午放学后完成的,而且有时是一个人去,做完又几乎天黑,这是很考验胆量的。

上学之余,节假日是有很多事做的,放牛、打猪草、砍柴是经常要做的,农忙季节也要参加农活,插秧、割稻、耘田是最常参加的。我有个毛病,在夏天参加劳动时很容易中署,太阳很大时,用不了多久就会头晕眼花、全身冒虚汗、恶心、双腿发软,这时一是躲在有荫的地方躺下休息,一是扯痧,过一会好点再接着干。这个毛病是我身体中从小就存在的一个薄弱点的表现,后来一直身体就不强,这也是先天对命运的安排。身体的强弱会影响你的行为,从而影响你的性格,命远因此而受到影响。

上小学时的学业应该说是很轻松的,语文第一课肯定是“毛主席万岁!”接着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类的口号,另一个基础课不叫“数学”而叫“算术”,除此之外主要是“体育”和“劳动”。“劳动”课的项目很多,有田间劳动,有垦荒种地,更多的是上山采摘砍伐等勤工俭学,这是补贴学校花用的重要手段,更是政治任务。讲到政治任务,我就会想起“批林批孔、大字报、斗地主、串联”。我们生产队有个女地主,说是“地主”其实是她祖上的事,但怎么个富法我们这辈人一点都不知道,只知“地主”就是大坏蛋,是欺压贫下中农的恶霸,人人都要与她划清界线,要把她批倒批罪,还要踩上一只脚,为此她没少受罪。我们这些少先队员、红卫兵小闯将,是有义务有责任对她进行专政的。晚上经常会在小队长的带领下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喊着革命口号(其实都是毛主席语录),去到邻村串联,跟他们比赛背“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些文章当时人人都是背得滚瓜烂熟。

那时上学是很快乐的,一是因为课业简单,二是因为不会有家庭作业,三是因为乡间左邻右舍大家都熟,放学后大家都会在一起玩乐,做得最多的就是“打仗”了。因为那时看的电影多是战争片,我们就会学着片中的镜头“打”起“仗”来,好玩得很,但有时也会乐极生悲。我们生产队还有另一户“地主”,但却没受到上面说的“地主婆”那样的批斗,因为大人们追根朔源,认为哪个正宗,哪个就更遭殃。这家有个小子跟我同年生,但比我小,有天我们各牵着一头牛在田间的小道上放牧,我们俩相距不过几米,大人们就在附近的田里插秧,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俩都戴着斗笠,他闲着无事,就捡起一粒砂子投在我的斗笠上,我以同样的手法还之,这样你来我往,不断升级,他捡了一块大一点的石头砸在我的头上,然后就跑,我生气了,也捡了一块更大的芒果大的石头追着他打,追到三四米时我把石头砸在了他后腰上,痛得他哇哇直叫。他爸爸听了急忙赶过来安慰他,同时恨恨地骂我,说我太恨了,抓着石头往他儿子身上猛砸,我说他说的不是事实,是他儿子先砸我的,我只是用石头丢过去而已。田里的大人们听了他的怒骂,也跟着诉落起我来,我也哭了,觉得很委屈。事情并没有结束,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场有计划的报复开始了。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队里的学生正走在田间的小路上,那个叫“冬芽”的小子用手打了我一下就笑着跑了,等我追上把他抓住后,他便跟我扭打起来并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铁钉往我脸上划了一下,我非常惊呀,呆在那里好一会都没有回过神来,而他则跑得老远了。从此我的左脸上就留下了一道划痕,几十年后还在。

我记得在约十岁的时候,夏天我们一些小孩去到我家左边的那条“大”江里去游泳,大部分地方都很浅,我们只有到一个有一米五左右深的地方去游。一共有五六个人,都是差不多大的,有两个比我小三岁左右。游着游着,一个比我小叫“烂面”的,跳下去游不起来,只见江中间伸出一只手,我认为我比他大,得下去救他,于是马上跳了下去,沉入水底,抱住他的腿在水底往对岸走,他则上半身露出了水面。其实我也并不会游,竟然凭着他的体重压着自己象在路上走一样,就看能憋多久了。好在江不宽,没两分钟,就走到了浅处,我感觉他越来越重,知道已过了深处,也是憋不住了,把他一丢,伸出头长长地吸了口气,回过神来。这事谁也不敢对大人提起。

在上小学时,我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每到 “六.一”儿童节,每个村的学校都要准备一些节目参加公社的汇演,我记得在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六.一”,我被选为一个双人顺口溜的表演者之一,我准备得很认真,内容就是“批林批孔”,是扮演一个老头子,什么“我上台卷起衣袖子,愤怒批判林彪和孔子......”居然得了个“优秀小演员奖”。这在其次,重点是我参加了每个学校必备的体操比赛,开始准备的时候,我仅是站在队伍中的一员,可到了要表演的时候,站在前面指挥的那位同学怯场,老师觉得他不能上场指挥了,竟临时决定由我上场顶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糟糕的是我们又是第一队上场,我按平时在学校做操时那样,先整理一下队伍,接着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叫开了,做完就收队。看是顺利,后来一看人家的表演,我懵了,人家表演之前要向主席台报告请示,做完后又要报告才收队,各个学校都一样。我觉得出丑了,这是老师没预先安排好造成的,我很生气,加之我当时穿的一条劳动布裤子,是补了二十几个补丁的,站在前面更加抢眼。我不知道带队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怎么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让我上场指挥而不要开始准备的同学,如果对我有信心,为什么一早又不要我准备呢,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故意让我丢丑(后来我才知道,当初没考虑我是因为我“成份不好”,中农)。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又竟然临时决定让我在晚上的舞台表演中担任报幕员的角色,我死也不答应,老师就不让我进礼堂观看演出,我就在外面趴在窗户上偷看。这次的事,让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老师也知道,但不到万不得已就是不用我,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与我的出生有关(因我家是中农)?这让我感觉到不公平,由此我也产生了不合作的态度。

在快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到教室外的窗户下小便(这是允许的,那里就放着一个尿桶),巧的是在隔壁老师办公室里正在进行对毕业生的政审,以快定谁能上中学,谁不能上中学。那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部来的人正是我家对门的“仔爷爷”,我听得出来,那位曾被我“判刑”的刘老师是主张我上的,我那“仔爷爷”口头上有些犹豫,但心里并不反对我上,于是最后快定,我还是可以上中学,其实后来我也好象没看到有谁因政治原因没通过而上不了中学的,大概这都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逼的一种做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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